2024年1月26日，就在家家户户都在为两周后即将到来的除夕做准备时，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兆才，却因涉嫌受贿案件被国家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消息，该案件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
值得一提的是，在因涉嫌受贿落马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原党组成员杜兆才还有一个身份：中国足协党委书记。
而就在今年1月份进行的2023卡塔尔亚洲杯的足球比赛中，中国男足在3局比赛中1球未进，2平1负的战绩就连小组赛都未能成功出线，“成功”创造了我国从1976年开始参加亚洲杯后的最差战绩。
梳理中国体坛发展史，虽然我国体育界在过去的30年间取得了诸多辉煌的成绩，但关于各类体育“能人”的争议以及其背后的腐败乱象也同样层出不穷。
从早期中国足球赌球乱象下足协副主席谢亚龙、“金哨”陆俊的锒铛入狱，到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先后被立案侦查，再到时下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被提起公诉……
回顾中国体坛反腐历程，早在2009年，最高检察院就曾针对中国足球赌球及其背后的黑哨、进球买卖等种种钱权交易事件进行“反赌打黑”专项行动。
有知名教练就曾经说过：“全中国中那些把足球当真的人最傻了。早在比赛开始之前，结果就已经确定了。”
在王珀控制了陕西国力俱乐部之后，他先在比赛开始之前下注，然后要求球员打出他想要的结果来赌球赚钱。
在王珀的指挥下，陕西国力的上半年就用来攒分数保级中甲联赛，一路高歌猛进；下半年就开始根据老板下注的情况开始打出一些诡异结果，“战绩”也是非常奇特。
举例来说，北方A球队形成了以队长、领队和明星球员为核心的三个权力中心，每场比赛开始前，这支球队的三个权力团体都要坐下来开个会，交代各自赌球集团对比赛结果的需求。
如果三方利益不同，就先商量是否有一个都能接受的方案，如果商量不出来就三方球员上场后各显神通，把一场球赛踢成了四家比赛，也是没谁了。
彼时海利丰的董事长杜允琪在比赛前押注比赛全场总进球数会达到4个，但是在比赛剩20分钟时，海利丰仍然是3-0的战绩，虽然领先对手，但第4个球却迟迟攻不下。
海利丰球员3次吊射自家球门，在球迷现场高喊“海利丰，打假球”时，仍然对着自家的球门“重脚出击”，其打假球之猖狂可见一斑。
从俱乐部主理人、领队、队长、教练，到足协、裁判……当一个联赛的各个环节的人都在想法设法“钻空子”打假球时，行业的体育精神也就都成了空中楼阁，无从谈起。
2009年10月16日，伴随着前广东雄鹰队老板钟国健被警方控制，中国足球界的“反赌大案”也拉开了序幕。
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建强，“金哨”陆俊，著名裁判员黄俊杰，前沈阳金德教练丁哲……
整个足球届都掀起了一轮狂飙，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连开38张罚单，对涉假球的俱乐部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处罚，其中33人终身被禁止从事足球，25人5年内被禁止从事足球活动。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摘得金牌之后，田亮走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各路广告商都纷纷向田亮抛出了橄榄枝。
根据《方圆》媒体的报道，十运会比赛前，一位体育界高层直接在裁判休息室中要求裁判“无论田亮跳得多好，最高分都不能超过8.5分”。
果然，虽然田亮在比赛中完美入水，但只有1位裁判按照标准打出了9.5的高分，其余裁判都只给了8.5分。
而这位给了9.5高分的裁判也因“违抗旨意”而被“连坐”，失去了评选“全运会最佳裁判”的资格，不久后更是因得罪领导辞职。
在第11届全运会上，某教练就曾在比赛前直接向媒体公开透露：本届全运会的所有金牌都是提前内定的。接下来的4个跳水项目中，男子4米板的金牌将由周吕鑫获得，男子3米板的金牌将由何冲获得，女子3米板双人金牌将由吴敏霞、赵沁心获得，女子10米台双人金牌汪浩、康丽获得。
在第12届全运会中，国家花样游泳队的前领队俞丽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直接提前内定了辽宁吴怡文/黄雪辰组合得到金牌。
有相关人士就曾向媒体透露：“花样游泳、跳水、体操这类主观打分项目缺乏统一计量的客观评分标准，裁判具有比较强的主观判断性，而一些项目的内部人士自身又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力，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比较多的可能性。”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就举出了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成绩：名不见经传的湖北举重选手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直接交了白卷，成功创造了我国在奥运会举重史的最差成绩。
要知道，在奥运会里中国举重队一直是“金牌大户”，在周俊之前出战的13名中国举重选手，获得的成绩是12金1银，周俊的0分成绩，对于中国举重项目而言，是名副其实的“从天堂到地狱”。
既然已经斩获了12金1银，说明我国从来不缺少优秀举重选手，那周俊凭什么获得代表一国出战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深挖中国体育的选拔机制，根据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意见，运动员和裁判的选拔选派存在着不公开、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
相关人士就曾公开对媒体表示，经过多年竞技体育的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一些基本必拿奖的王牌优势项目，而这些王牌优势项目由于多位运动员都有望夺冠，也就存在了“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的权力诱惑。
比如我国的国球项目，就有运动员唐娜因为无法参加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最终改变国籍为韩国国籍，代表韩国队打球。
“我13岁进入了国家青年队，1996年获得了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冠军，但在中国却永远没有机会。我们国家的中国乒乓球协会没有通过选拔赛进行选手选拔，而是会提前指定有潜力的选手集中培训，所以我永远没有机会……”
说到底，无论是足球等比赛中的弄虚作假，还是教练员、运动员选拔过程中的权力乱象，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育总局兼具行政机构、事业单位、中心经营企业和社团的“四不像”体制。
有相关媒体曾表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体育总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种“管办一体”的体制经常会带来相关官员兼职严重的现象。
比如落马的体育大佬肖天，在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职位之外，还兼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国际篮联副主席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击剑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等多个职位。
在发展体育事业的早期，通过政策引导能够打破市场经济对投资回报的要求促进行业的发展，也正因如此，体育总会的管办一体有其基于历史情况的的合理性。
好在中央巡视组已经及时注意到了体育圈里的腐败现象，组长张化为更是为此提出建议：“要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取得新突破，认真落实解决行政、事业、企业和社团部分问题，实现管办分离、政事分离、政社分离、政企分离，规范干部在企业、协会大量兼职问题。”